文革初期 在江西某拖拉机修配厂接受调配的日子里，邓小平与家人合影留念，图中左侧为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右侧则是其伴侣卓琳。
红七军工作时期
1929年夏日，随着蒋桂战争的落幕，俞作伯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而李明瑞则担任了广西督办公署主任的职务。
俞同志力主推动发展，特地恳请我党派遣干部加入其麾下工作。鉴于此，党中央遂决定派遣我作为中央的使者，与俞同志进行接洽。
在南宁逗留了一个月之后，局势骤然生变，我们果断决定发动南宁起义，并及时向中央请示，幸得批准。
在九月的一个清晨，我们组织了第四、第五大队以及教导团部分成员，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兵变。
张云逸同志领衔，第四大队踏上前往百色的征途，而我则与四大队同行。
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的带领下，奔赴龙州，李明瑞同志亦随同五大队一同行动。
继此，以第四大队为基石，组建了红七军；而第五大队则成为了红八军的根基。
位于广西的右江地区，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孕育了诸如韦拔群同志般杰出且深受尊敬的农民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更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奋斗的疆土，成为出色的革命据点，为红七军的创立与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抵达百色后，我们即着手策划高举红旗的行动，并确定自1929年11月7日起正式发起起义。
临起义之前，正值十月末尾，我接到上海中央电报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即刻汇报工作。
经过与张云逸等同志进行具体部署，我在十一月初从百色启程，前往龙州。抵达龙州后，我对李明瑞、俞作豫进行了一番说服工作，并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高扬红旗，筹备组建红八军。
完成布置后，我便从龙州启程，于1930年二月之初抵达上海，并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中央的批准赋予了我们的行动以正式的认可，据此，我有幸被任命为广西省的七军政治委员及区委书记，同时兼任八军的政治委员职务。
三月间的一九三〇年，我重返龙州，向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面对日益严峻的左江形势，我们共同商议，若处境不利，便可以转而投靠七军寻求庇护。
红八军成立伊始，便遭遇敌军突袭，造成重大损失。俞作豫随后前往香港，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终惨遭杀害。
红八军余部仅数百人（约相当于半个团）在袁振武等同志的带领下抵达右江，随后并入第七军的序列之中。
红七军重返右江河畔，时约七月或八月之际，我与张云逸等同志实现了胜利会师。
约在1930年十月的中下旬，中央代表邓岗忽然莅临，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的指示。他激情洋溢地宣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然来临，并命令红七军即刻行动。其具体任务可概括为三个口号，“奔赴柳州”，“迈向桂林”，“直抵广州”。
全军士气高昂，于十一月初举行誓师大会。韦拔群同志及其所率领的不多地方武装，坚守右江根据地（韦拔群同志英勇顽强，坚守多年，终遭叛徒暗算，壮烈牺牲）。主力部队约七千人则东进出发。
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听闻全国革命浪潮即将到来，心情无比振奋。然而，我也深感忧虑，凭借这区区几千人，我们尚且未能攻克百色，而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重掌政权。面对柳州、桂林的挑战，我心中并无十足把握。尽管如此，鉴于中央的命令，我唯有坚定地执行。
邓刚转达了中央的批评意见，指出我们在右江地区的土地政策——即我在中央任职期间，从红四军报告中习得的平分土地政策——实际上是在贯彻一种右倾的富农路线。对于这一指责，我亦深感不悦。
聆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对立三路线深感振奋，并未察觉有何不妥之处。然而，从七军的实际力量出发，去完成那三个宏伟的口号所赋予的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挑战。当时，针对如攻打柳州等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尚缺乏对路线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清晰觉悟。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我最终完全采纳了立三路线。这一决策导致红七军不得不撤离右江的根据地，同时，我们还错误地选择了攻打武冈，发起了梅花战斗，导致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作为前委书记，我对于这一系列错误决策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下，红七军接连经历数场战役，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穿越乐昌河之际，我军遭遇敌人阻截。张云逸同志所率的直属部队及一个团，与我方失去了联系。
我与李明瑞、许卓等同志所率领的先遣部队，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继续奋勇前行。大约在1930年的年末，我们抵达了江西的崇义县。
得知当地特委传来的消息，中央召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物崭露头角，我的内心不禁为之动摇（这一点并未向其他同志透露，我对王明并无好感），而崇义地区的敌情并不紧迫，我便萌生了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想法。
当时，前委成员仅许卓、李明瑞及我三人。我的提议获得了许、李的赞同，我们进一步商定，在我外出期间，由许卓暂时代理前委书记一职。
继而，我与许一同告别崇义城，前往特委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然而，在返程途中，我们不幸得知敌情逼近，耳畔响起了自崇义方向传来的枪声。
当时，我因需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此行早已由前委作出安排。鉴于敌军即将来袭，部队将进行转移，特委机关亦将随之迁址。于是，我与许卓进行商讨，建议他返回部队，并在必要时可考虑向井冈山方向靠拢。
我于一九三一年伊始便踏上了上海的土地，随后迅速向中央机关进行了报到。
在我离队赴中央汇报工作事宜上，1933年，博古在中央批判江西王明路线之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正式的审查，并要求我提交书面汇报。在汇报中，我特地提出需向当时任职于中央军委机关的许卓同志进行咨询。此后，便再也没有接到撰写进一步报告的要求。
如今我深刻意识到，当时那两部分失去联系的部队尚未实现会合，根基尚不稳固。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我在这等情况下擅自离队，无疑是极不恰当的，更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百色起义（剧照）
中央苏区三年
1931年8月，我们抵达了瑞金。当时，红军主力正积极应对敌人的三次“围剿”。
瑞金，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后方，却不幸沦为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的篡权之地。他们残暴地杀害了众多革命干部与群众，激起了全县民众的强烈不满，干部们的心情也陷入低沉，使得整个县域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景象。
此刻，在红军任职的谢唯俊同志身处瑞金，来自上海的余泽洪等同仁亦抵达瑞金。众人商讨后，一致推荐我接任瑞金县委书记一职（当时与上级尚无联络），谢、余等同志还鼎力协助我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们迅捷地惩处了反革命势力，为蒙受冤屈的干部昭雪，召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们——几乎清一色是本土的农民干部——和群众都纷纷行动起来，全县的局势因此焕然一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与民众紧密相连的本土干部）。
三次“围剿经过粉碎，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参会人数达数万人，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职逾一年之后，大约在1932年冬季，我接到了省委的调令（当时的省委书记为李富春同志），随即被任命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肩负起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工作的重任。
三县地处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赤白对立尤为尖锐。我方武装，每县仅拥有百余人组成的独立营，而民众自卫队（赤卫军）的武器装备极为有限，加之“左在这项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众多商店纷纷闭门谢客，财政经济亦陷入了困境。
在会昌度过了超过半年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尚未能成功打开工作局面。
当博古临时中央踏入中央苏区不久，约在一九三三年的三四月份，我接到了调令，离开了原有的岗位，转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为期大约一个月。随后，临时中央发起了针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行动“江西罗明路线”。
历经一番激烈斗争，我的省委宣传部长一职被撤销，随之而来的是最终给予的严重警告处分，我被调任至乐安县下辖的南村区委，担任巡视员一职。
抵达乐安不过十天光景，我又被召回省委（传言乐安地处边陲，担忧可能生变），随即转任至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一职。彼时，总政治部的主任一职由王稼祥担任，副主任则是贺昌。
经过担任了两三个月的秘书长职务，我提出了调换工作岗位的请求。随后，我被分配至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在履行常规宣传职责的同时，我还肩负起主编总政机关报的重任。这项职务，我坚守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前夕。
江西 瑞金
在太行工作时期
在1940年左右，我们面临了两大挑战：一方面是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发起的反摩擦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和指挥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
彼时彭德怀遵循王明路线，指示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务必尽力防止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人向蒋介石揭发我们的行踪。
我有短暂时间遭遇所谓避免告状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我们未能彻底放手开展反摩擦斗争。尽管这一状况并未显著影响我们对抗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但不可否认，这亦受到了彭德怀所秉持的王明路线的间接影响。
在百团大战之际，我对此事并无充分了解，既未征得中央军委和主席的批准，也未主动过问，仅是坚定地执行了彭德怀的指令。对于当时所采取的行动，我并未认识到其路线上的偏差（那时我尚不知其为错误路线）。
后来，我在撰写文章时曾对百团大战予以赞誉，这实乃谬误。
约在1943年春季，太行分局召开的一次干部聚会上，彭德怀莅临并发表了诸多偏颇之论。这些观点，即他所谓的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言辞间流露出教训的意味，对众人进行了批评。此举引发了在场其他干部，尤其是薄一波等人的强烈反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我对彭德怀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而对于薄一波等人所持的看法，亦有不少不认同之处。
作为分局的书记，我在总结发言中，秉持着平衡的态度，力求避免触及双方的争执，仅就根据地内的建党、建政、群众工作以及对抗敌方的斗争等议题进行了正面阐述。
毛主席教导：折衷即机会。
回想往昔，我方曾误判，这实为一个关乎政治的重大失误。
在1945年五月或六月期间，我抵达延安并向主席汇报了此次会议的详情，同时将我对会议结论的原文完整地提交给了主席。
刘、邓在太行山
在北京工作时期
1952年，我抵达北京，投身工作。特别是自从我……（注：由于原文未完整，因此只能对部分内容进行润色。）八大在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十年间，我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原本无产阶级的成分在我脑海中日渐稀薄，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日益增多。这种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最终演变成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使我沦为党内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同志裁撤了二十余万合作社，据查实，我亦在其中。当时，我并未直接负责农村工作，对于那次讨论中我所言，现已记忆模糊。然而，对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过快，以及可能导致的稳定性不足的担忧，当时确实存在于我的思想中。
准备党的“八大“当时，我被委以重任，负责主持党章的修订工作。在修订过程中，我删除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七大在党章中明确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重大原则的确立并非出自我的提议，然而，我对此表示坚决支持。然而，我犯下的错误，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八大”在会议中，我代表中央就修改党章议题所做报告中，不恰当地对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错误地提及了反对个人崇拜议题。
本报告由数人共同执笔，其中这一章节亦非出自我个人之手。依稀记得，其内容系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蓝本所撰写。然而，作为负责牵头起草之人，我理应承担起不可逃避的主要责任。这实乃丧失原则立场的重大失误。
在考虑“八大在选拔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对于那些过去曾有过背叛行为，但在长期的工作中展现出显著成绩的人，是否能够被考虑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我当时的看法是，对于个别情况，可以采取特殊处理，将其推荐为中委候选人。
安子文等同志随即拟定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明显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其性质极端错误。这份文件为少数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大开绿灯。在筹备“八大“作为该文件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坚决支持此文件，并对此承担重大责任。
回溯至日本投降之际，我与薄一波虽曾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推介叛徒刘岱峰加入党组织，尽管这一行动在组织层面得到了上级的许可，但细思过往，亦属与先前所述问题性质相同之政治失误。此举显然违背了主席在1940年12月发布的《论政策》指示中明确提出的纪律要求。对于背叛者，若能悔过投身革命，尚可予以接纳，然其不得重返党的行列。如此明确的原则。
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最为关键且亟待解决的，便是忽视了无产阶级政治的重要性，未能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并长期未能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外的革命事业中所展现的卓越价值。我并未深入学习和积极宣扬，甚至曾提出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避免简单化的观点。
1958年，我国成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内心深感喜悦。然而，在此之后，我的思想中逐渐滋生了一种阶级斗争有所减弱的错觉。因此，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在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始终显得较为保守，无论是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较量中，还是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映射）上，均是如此。
在一九六一年，我有幸参与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制定，其中包含七十条内容。然而，这份文件并非单纯强调政治领导，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而是存在诸多严重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在1962年那股倡导“单干”的潮流中，我力挺安徽推行“单干”政策。包产到户这种损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行径，实则是对个体经营错误理念的宣扬，曾言“黄猫黑猫，捉鼠为佳”等极其错误的话。
近些年来，错误地高估产量、过度征购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每年征购任务的确立过程中，我均有参与其中。在基本建设项目中，有些本不应退回的资金也已被退还。作为总书记，我对这些失误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自1963年起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得益于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指导方针，其核心明确聚焦于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方针确立了一套全面且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及方法，因此，没有必要再另行制定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的观点完全错误。
在杭州筹备该文件的过程中，我有幸参与其中。我深知，对于文件中存在的错误，我理应承担起重大的责任。
我执掌书记处事务长达十年，期间未曾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亦未就相关事宜向毛主席汇报并请求指导，这在组织原则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我已犯下了企图建立独立王国的错误。
1965年初，敬爱的毛主席对我指出，我像是一个独立王国，当时我误以为自认为不擅权就能自辩，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
近期我才深刻意识到，所谓的独立王国并非与政治和思想内容无关，它并非仅仅是工作方法的议题。既然称之为独立王国，那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指挥中心。
书记处成员中，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众多同志相继出现问题。这一现象与我长期忽视无产阶级政治、忽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密切相关。最终，我也不幸沦为修正主义者的行列。
于书记处中，我对彭真过于信赖，诸多事务悉数交由他一手打理。至于杨尚昆所遭窃听器一事，我应对其处理不力、行动迟缓以及态度草率承担严重政治责任。
在应对与罗瑞卿的争论时，我亦犯下了不可原谅的严重过失。
众多事实业已充分证明，在诸多关键节点上，面对阶级间的对抗、道路的分歧以及路线的较量，我始终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而选择了资产阶级的一方；既非毛主席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亦非资产阶级的路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
十年初期
在这十年的开端，我便与刘共同提出了一条旨在遏制革命群众、压制革命左翼力量、扼制群众运动以及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直至毛主席发表了大字报，我才深切意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
继而，革命群众广泛揭露了我长期以来在各个领域的失误与过错，使我逐渐地、逐步地恢复了清醒。我诚挚地、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与指正。
每当我反思自己曾经的过失与罪过，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害，内心便充满了愧疚与懊悔，感到无颜以对，仿佛无处容身。
我毫无保留地支持将我这样的人选作反面教材，开展持续而深入的批判，以彻底消除我多年来所播散的恶劣影响和毒素。
对我个人而言，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为了一道救赎，避免了我在罪恶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四十余年来，我加入党组织，然而世界观尚未彻底革新。是革命群众揭露的众多事实，让我得以持镜自照，重新审视我自身的真实面目。
我愧对党和毛主席长久以来的信赖与厚望。怀着深沉的悲痛，我回顾了自己的过往。在此余生，我愿痛改前非，重塑自我，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革新我的世界观。
对于我这样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算不得过分。我郑重承诺，绝无翻案之意。
我衷心期盼能继续留在党内，恳请党组织在有机会时，能分配给我一份微小的职务，以此给予我改过自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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